大学以后

刚刚完成了大学生涯的最后一份考卷。从那座容纳数千人、走路会有回音的墨尔本皇家展览厅（那是我们的考场，酷吧？）出来后，我很大力地松了一口气，暂且当自己一定会及格。然而，上一刻的舒坦被寒风飕一飕，竟然这么溜走了。下一刻紧追着我屁股打的就只是一道重复了n次的问题：

“到底，应该回去还是留下？”

别逗留了，回去冲凉、吃饭、睡觉。当然不是问这个！

这个困扰了很久的问题是：“到底我应该申请永久居民证，留下来发展，还是回到Tanah tumpahnya darahku？”我想，这应该是海外留学生都常常在考虑的问题吧。通常，只有在两种状况下这个问题不值一提。要嘛，那个人很讨厌马来西亚；要嘛，那个人很讨厌他所在的‘外国’。而我，即爱马来西亚也喜欢墨尔本。

墨尔本和马来西亚就像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比较。我曾听无数朋友投诉，在马来西亚根本没有办法存钱。如果你从外地到吉隆坡工作，必须租房子、养车子、给家用，还要配合物价水涨，区区2000令吉起跳的收入只能平衡支出，28岁前甭谈什么买房子和买将来。Pavillion随便逛逛就好。

相反的，在墨尔本工作收入高、福利好，工作逾时文化（OT）也不太盛行，就连寄钱回家兑换率也来得比较值得。虽然纳税较高，但至少能确保它值其所用 – 用于促进公共措施或是协助边缘社群，而非促进贪腐文化或是鼓吹政治闹剧。

更重要的是，在墨尔本背包是用来‘背’的，而在马来西亚背包是用来‘抱’的。在墨尔本市区里走路是件逍遥自在的享受，在马来西亚连呆在家里都要提心吊胆。在墨尔本的公共侧板只要铺上提供的厕纸应该就没问题，在马来西亚即使自己带了再多的厕纸应该都坚持不在外头做大号。

那马来西亚的精神层面呢？

比如，凌晨3点钟还可以待在24小时的Mamak档‘吹水’。比如，椰浆饭是用蕉叶包着的。比如，我说‘Pakcik，你酱都不懂what I mean？’的时候，有人真的知道what I mean。 又比如，在这里晒太阳是流汗而不是刺痛的、所谓的下大雨真的是滂沱大雨而不是绵绵细雨。这些都不是什么有深度的精神层面，而是人生而最简单的需求 – 亲切与熟悉。

但所谓的亲切与熟悉，难道就不能在墨尔本慢慢培养，取而代之吗？

电话突然响起。表姐告诉我大姑丈心脏病猝逝。当时，他的家人在韩国旅游，只有一个儿子还留在家里。 不，我不是特别的难过，毕竟和大姑丈相处不多。但是，如果那个人不是大姑丈，而是我的婆婆、甚至是我的父母呢？

有些人事物是不能被取代的。我想，我已经决定去留了。

刊登于《风采》7月刊

过不去

他的心在低号

他卷缩在墙角 身体在叫
把头埋进黑色空隙 身体在叫
手 脚 脸 背
成了红与青对决的擂台
一划 一痕 一瘀 一印
赤裸的 身体在叫

高跟鞋敲打着没规律的节奏
凌晨4点听见的步履 心在低号
往昔的熊抱只剩下威斯基的味道 心在低号
那首轻轻哼唱的摇篮曲呢？
一吼 一喝 一拳 一脚
从前的 心在低号

好几次 他拿着钥匙 看着长满杂草的前院
那几次 他拿着钥匙 望着钢琴上的照片
四，三，二， 开了门
一，是仅有的数字。
他放下了钥匙。

他紧紧靠着
冰冷的石灰墙安抚炽热的伤疤
你 听见了吗？
他的心在低号

妈妈的乳房

在书桌的旁边，摆着一个粉红色的水壶。壶盖是按照女性的乳房设计的，曲线很漂亮。从壶口喝水就像是从妈妈的乳头吸允奶水般。

已经很久没有闻到清晨的味道了。星期日上午六时，月亮和星星都还没退下，墨尔本市很冷清。夜夜笙歌的人宿醉未醒，难得休假的人周公有约，我们一行七个女生肆无忌惮地横行街头。街上尽是我们八卦、喧哗和狂笑的回音。

阳光逐渐崭露，我们沿着雅拉河（Yarra River）走向目的地 - 亚历山大花园（Alexandra Garden）。我们报了名参加澳洲各地在5月10日同时举行的Mother’s Day Classic母亲节义跑活动，为乳癌研究筹款。哦不，看我这个死懒猪的样子，当然不是去跑。我们担任那种‘运动量低、贡献率高’的角色 – 志愿工作者。

当我们自以为是早起的鸟儿，原来现场已经有很多人穿着运动衣，整装待发了。有的是一家大小、有的是结伴朋友、有的是公司代表，年龄层覆盖极大，从躺在婴儿车内的1岁小孩到满脸皱纹的80岁老太太都有。根据统计，只是墨尔本区就有大约3万3千人参与活动。

我们被分派的工作是将赞助的礼袋分发给每一位参赛者。志愿工作者当然也会拿到一份，我和朋友们就一副贪小便宜的样子，兴奋地翻着袋子，想看看里头有什么。礼袋中有苹果、果汁、折扣券、预防乳癌册子和那个酷似乳房的水壶。还有一枚粉红色的奖牌，上面有朵精致的花瓣，刻着09’ Mother’s Day Classic，纪念着我们在母亲节这一天作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站在礼袋站看着完成赛程的参赛者，有种分外的感动。他们汗流浃背、呼吸急促，有些手中还握着气喘喷雾剂，脸上却挂着满满的笑容。这么诚恳灿烂的笑容，不是任何利益或权力所堆积出来的，只是纯粹地“我为妈妈做了件好事”。

看着眼前的水壶，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滋味了。只有妈妈会记得乳头被吸允时的疼痛，小孩大都忘了自己和妈妈曾经那么地亲密。但我想妈妈不会介意。她大概只想我们‘做个好人，健康快乐‘吧。

刊登于《风采》七月刊